7月29日，中央環保督察組向安徽省反饋督察意見時明確指出：“巢湖流域水污染防治條例規定的有關要求基本沒有落實，甚至仍然有大量違法開發建設。”
截至8月1日，第三批中央環保督察完成了對天津、安徽、湖南、福建、遼寧、貴州、山西等7省(市)的督察意見反饋。遼寧省委常委會2013年和2014年連續兩年沒有研究環保工作。天津市“在環境保護方面開會傳達多，研究部署少，口號多，落實少。”山西省“全省散煤煤質管控處于失控局面。”貴州省政府批規劃致咸寧縣城逼退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草海。如此直指高級決策層面，而且措辭嚴厲，這在前兩批的中央環保督察中并不多見。
顯然，環保壓力傳導不力不僅僅出現在市縣一級，通過第三批中央環保督察，《法制日報》記者發現，在7省(市)部委廳局乃至更高級層面同樣有環保壓力傳導遇阻問題。
7個督察組反饋督察意見后，地方馬上要進入問題整改和責任追究階段。到底要對哪些人實施問責？在合肥市，一些部門的領導同志不無憂慮。
而對存在于高級層面的環保壓力傳導不下去的問題該如何問責，似乎更值得關注。
巢湖岸邊現旅游與房地產項目
“在合肥也能感受到草原風情。”這是“岸上草原”的一句廣告語。的確，從合肥市中心驅車不用太久，就可到達“岸上草原”。渾圓的山坡上人工修剪過的草坪格外整齊，蒙古包，可從高處俯視巢湖的木棧道。面對諾大的巢湖，“岸上草原”分外顯眼。
合肥市包河區副區長李煒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岸上草原”項目2015年5月開始建設，“雖然是旅游項目，但不收費，市民可隨意到此游玩。”
7月29日，盡管是周末，但是，在“岸上草原”幾乎看不到多少游人。
今年4月27日至5月27日，中央第四環保督察組對安徽省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督察。7月29日，督察組在向安徽省反饋督察意見時也談到了“岸上草原”問題。督察組指出：“2014年又以實施濱湖濕地公園工程名義，在近兩公里的湖岸違法建設“岸上草原”項目，還以建設防波堤名義圍占湖面，以保護之名，行開發之實，其中約2000畝湖面已經用作旅游開發。”
在巢湖的西半湖不僅有“岸上草原”這樣的旅游項目，還有房地產項目。由萬達集團開發建設的“萬達文化城”項目中的多坐商品住宅樓因是“湖景房”而成為合肥市的“高尚社區”。除萬達在巢湖有房地產項目外，《法制日報》記者在巢湖西半湖還看到了“恒大”的身影，此外，在巢湖開發房地產的還有碧桂園。
合肥市有關部門負責人告訴《法制日報》記者，這些建筑都屬于違法違規建筑，原因是“違反了《巢湖流域水污染防治條例》中有關一公里的規定。”他說。
站在“岸上草原”觀巢湖，可以清晰地看到，兩條大堤將巢湖分成了若干湖區。李煒向《法制日報》記者解釋說，2012年和2014年分別修建了兩條防洪大堤，兩條大堤建成后，巢湖水流雖然不能自主交換，但是可以“有條件”的交換。他認為，大堤的修建對巢湖水質改善是有好處的。
7月29日，《法制日報》記者在巢湖西半湖看到有專業人員在打撈湖里的藍藻。藍藻的出現無疑證明巢湖有污染。對此，李煒也不否認，他說，巢湖整體水質屬于五類。
按照水質好壞的劃分標準，五類屬于水質極差級別。
防浪林臺濕地，同在巢湖的西半湖。7月29日，《法制日報》記者也到了這個地方。“其實，這沒有什么建筑垃圾，你們看，這些都是城里建筑工地挖來的土方，哪有什么建筑垃圾。”指著已經填平的土地，李煒明確表示，督察組也來過這里，但是，他不認為防浪林臺濕地堆放的是建筑垃圾。
盡管李煒是這樣說，但是，在中央環保督察“邊督邊改”兩個月后的7月29日，《法制日報》記者在防浪林臺濕地，仍看到了堆放在此的破磚爛瓦等建筑垃圾。
就防浪林臺濕地，中央督察組指出，2016年，合肥市濱湖新區違法審批，損毀防浪林臺濕地，將14萬平方米防浪林臺用作建筑垃圾消納場。防浪林臺內濕地已被渣土填平，完全喪失了生態功能。
巢湖與太湖、滇池并稱“三湖”，是早在上個世紀就已被列為國家環境污染治理的重點之一。為此，1998年12月22日，安徽省出臺了《巢湖流域水污染防治條例》，2014年7月，安徽省對《條例》進行了修訂。
針對《條例》的執行情況，中央環保督察組進行了重點督察。最后督察組得出的結論是“巢湖流域水環境保護形勢嚴峻”。
連年發生的水華問題，濱湖濕地被破壞問題，違規侵占湖面問題，入湖污染量大問題，督察組認為，《巢湖流域水污染防治條例》出臺后，條例規定的有關要求基本沒有落實，甚至出現大量違法開發建設。
據8月2日的媒體報道，督察組向安徽省反饋督察意見后，合肥市已經做出回應，稱將不折不扣地完成“岸上草原”的整改。但是，在關人士告訴《法制日報》記者，旅游項目可以整改，包括萬達文化城在內房地產項目，由于房子已經售出，或將無法整改。
環保壓力傳導在高級層面遇阻
近年來，環保壓力傳導不暢特別在市縣一級傳導不到位問題屢被提起。但是，從第三批中央環保督察結果看，環保壓力傳導不力不僅出現在市縣一級，就是在7省(市)部委廳局乃至更高層面也同樣遇到阻力。
天津市地處空氣污染重災區京津冀，但是，中央環保督察發現，天津市的環保工作并沒有給京津冀的污染形勢減壓，反而空氣污染在今年一季度有所加重。督察組指出：“開會傳達多、研究部署少，口號多、落實少。”是天津市政府層面的問題之一。
這讓人不由得想起“衛嘴子”之說。
2014年12月，天津市政府在批復未來科技城總體規劃時，涉及國家級自然保護區8.42平方公里；寧河區在天津古海岸與濕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七里海濕地核心區和緩沖區違法建設濕地公園；大港石化、天津石化、中沙石化三家央企下屬企業年排放揮發性有機物約2.8萬噸……中央環保督察組督察發現，天津市今年一季度PM2.5濃度同比上升27.5%；除了獨流減河，天津市8條入海河流中沒有一條達到Ⅳ類水體的河流。
威寧縣是貴州省省管縣，草海是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同在一個區域卻不能和平共處。由貴州省政府批準的威寧縣城發展規劃與草海嚴重沖突，“威寧縣城建設用地范圍與自然保護區范圍重疊面積由2009年規劃確定的2217畝擴大到目前的25411畝。”中央環保督察組說，最終導致“城進湖退”。
2013年至2016年，山西省煤炭工業廳未按照分工要求，組織開展農村地區優質煤配送中心建設，沒有制定硫分高于1%、灰分高于16%民用散煤的限制銷售政策，“全省散煤煤質管控處于失控局面。”中央環保督察組說，山西省冬季燃煤污染十分嚴重。
遼寧省委常委會2013年和2014年連續兩年沒有研究環境保護工作，此外，遼寧省大規模違法圍海、填海問題也引進了中央環保督察組的注意。督察組透露，遼寧省海洋管理等部門和有關地方政府雖然進行處罰，但基本上是一罰了之、以罰代管，由于處罰金額遠遠低于填海所得，實際鼓勵和縱容了違法圍海、填海行為，導致海洋生態破壞問題突出。
盲目樂觀是生態環境相對較好省份的通病。中央環保督察組在福建發現，福建省政府在批準廈門、寧德、莆田3市海洋功能區劃時，增加開發性用海面積累計達到3068公頃，與福建省海洋功能區劃(2011－2020)的有關要求相違背。
湖南也稱“有色金屬之鄉”。中央環保督察組說，由于開發過度、保護不力，湖南省重金屬污染問題始終突出。但湖南省有色金屬產業“十三五”發展規劃仍然側重于產能擴張，對重金屬污染防控沒有提出嚴格要求。
如何問責向誰問責值得關注
據《法制日報》記者了解，督察意見反饋會后，7個督察組分別向7省(市)政府移交了督察發現問題及問責線索。但是，如何問責？向誰問責？也引起了地方的關注。
8月1日，國家環保督察辦公室透露，至督察反饋結束時，第三批中央環保督察已立案處罰8687家，拘留405人，約談6657人，問責4660人。
而《法制日報》記者在采訪中獲悉，問責的4660人，是各督察組在督察期間按照“邊督邊改”要求，在接到群眾舉報查實后地方問責的情況。有關督察人員向《法制日報》記者透露，隨著各督察組向地方移交問責線索后，7省(市)還會有一批人將被問責。
“督察組進駐時，每天恨不得忙到后半夜。意見反饋完，馬上要進入問題整改和問責階段，還還知道會問到誰頭上。”在合肥市，有關人員告訴《法制日報》記者，現在有些領導干部擔心會被問責，緊張得晚上覺都睡不好。他說，督察組在時是忙得沒時間睡覺，現在是怕得睡不著覺。
“在前兩批督察中，極個別地方問責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大官’。”板子高高舉行輕輕落下的情況會不會再次出現？在第三批被督察的省(市)中又有哪些人要為決策失誤甚至導致嚴重后果出現來擔責？特別是針對出現在部委廳局甚至更高層面的決策失誤問題，要不要有人來提擔責？誰來擔責？該擔多大的責？會不會出現祁連山式的問責？等等，都值得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