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特別炎熱的夏天，何國梁取消了自己的雙休日。
這位杭州市富陽區環保局的基層工作人員，每天7點起床，接件、現場采樣、樣品分析、數據整理、出具監測報告、上報，流水線一樣忙到晚上九十點鐘，“強度遠超出想象，雖然身心疲憊，但人很興奮”。
前所未有的忙碌程度，源于新一輪中央環保督查的啟動，浙江是新一輪督查省份之一。自8月上旬起，8個中央督查組分赴吉林、浙江、山東、海南、四川、西藏、青海、新疆(含兵團)等八省份督查省級黨委政府及相關部門，為期一個月。本批對8個省份的中央環保督查完成后，中央環保督查“兩年督遍全國”的計劃將畫上句號。
面對中央環保督查風暴的再一次來襲，地方政府無疑將會面臨更為嚴格的環保整治要求和更嚴厲的環保問責壓力。環保部部長李干杰近日明確強調，“中央環保督查要弘揚前三批環保督查好的經驗和做法，堅持問題導向，加強信息公開，嚴肅追責問責，不斷提高督查效能。”
正部級欽差掛帥
中央環保督查組也被稱為“環保欽差”，由環保部牽頭成立，中紀委、中組部等機構部門參加，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對地方開展環境保護督查。
擔當本輪中央環保督查的八個組長分別由焦煥成、吳新雄、馬中平、賈治邦、朱之鑫、蔣巨峰、楊松、李家祥等八人擔任，基本都是由來自全國人大、政協、中紀委的高級官員組成，組長一般為正部級官員，副組長則由環保部副部長兼任。其中，李家祥連續在四次督查中出任組長，成為唯一的一位，而朱之鑫連續三次出任組長。
根據要求，督查行動開始前召開動員會，結束后舉行反饋會，且主席臺一般只有四位—由省(區、市)長主持，督查組組長、副組長分別講話，省(區、市)委書記最終表態。各省(區、市)整改方案要在30天內上報國務院，6個月內報送整改情況，并且同步對外界公開。
在過去一年多時間里，中央已連續派出三批督查組分赴全國各地進行環保大督查：2016年7月中旬至8月19日，第一批中央環保督查組進駐內蒙古、黑龍江、江蘇、江西、河南、廣西、云南、寧夏等8省(區)，最終問責人數超過2000人。
2016年11月下旬至12月30日，第二批中央環保督查組對北京、上海、湖北、廣東、重慶、陜西、甘肅等7省(市)進行督查，超過3000人被問責。
4月下旬至5月28日，第三批中央環保督查組陸續進駐天津、山西、遼寧、安徽、福建、湖南、貴州等7省市，4660人被問責，這是中央開展環保督查以來問責人數最多的一次。
從迄今公開的前三批中央環保督查組的工作情況來看，中央環保督查機制對于地方的震動很大。此前較引人注目的是，督查組批評天津市的環保工作“流于表面化，假裝搞環保，與直轄市的地位不相稱”。
7月25日，國家環境保護督查辦副主任劉長根介紹，在前三批中央環保督查中，均發現了一些地方干預、阻撓環保執法的情況，“甚至市縣兩級出文件，證明某個企業不存在環境問題的事。有的地方政府明文規定不允許環保部門檢查某個企業。土政策不少”。
新一輪中央環保督查啟動后，進展迅速。據環保部網站消息，截至8月24日，8個督查組共收到群眾舉報20343件，受理有效舉報15813件，經梳理合并重復舉報，累計向被督查地區交辦轉辦13826件；各被督地區完成查處4869件，其中立案處罰2115家，處罰金額9449.24萬元；立案偵查122件，拘留146人；約談1113人，問責1797人。
督查組長接聽舉報電話
8月11日，中央第二環保督查組正式進駐浙江。當天，浙江省召開了一次工作動員會，浙江省委書記車俊在會議中表態說：“要把全力支持配合中央督查組開展工作作為重要政治任務，確保中央督查組聽到真話、察到實情、督到關鍵處。對中央督查組指出的問題，要照單全收、深入剖析、及時整改。”
此后，中央第二環保督查組的公開行蹤再未見報道。不過，督查組接群眾舉報后轉交地方的案件處理情況，則在《浙江日報》上連續發布情況公示。
據時代周報記者了解，督查組駐地里有一間接聽電話的工作間，專門用于接聽群眾舉報電話。每天早上8時，電話線插上；晚上8時，電話線拔下來，號碼專為中央環保督查組而設。接聽電話的既有督查組普通成員，也包括督查組主要負責人，如督查組組長吳新雄，就在8月14日晚接聽了數個舉報電話。
督查組進駐時，不僅手頭都有一本當地環保問題線索的細賬，還都會通過舉報電話、郵政信箱，發動當地百姓反映身邊的環境問題。“環保督查采取了電話舉報等發動群眾的手段，強化了督查的威力，環保從過去的紙老虎變成了有牙的老虎。”浙江省環保系統一位人士告訴時代周報記者。
督查進駐分為三個階段：省級層面督查、下沉地市督查、梳理分析歸檔。三個階段各有側重，依次推進。
在第一階段，督查組明確分工，一部分人對包括省級領導，以及經信、發改、住建等與環保密切相關的省直部門主要負責人個別談話，其他人則調閱材料、走訪問詢、開會研究。在此階段，有督查組甚至還會參加省委常委會議，據《海南日報》的消息，8月21日，中央第四環保督查組組長賈治邦，副組長、環境保護部副部長趙英民受邀列席參加了海南省委常委會會議。
第二階段下沉督查的目的，是針對省級層面掌握苗頭的問題做深做實，核實取證。一般不再發現新問題，有時候針對一些特定問題，如果下沉督查查得不是很透，還需要專項補充督查。
最后是梳理匯總寫報告階段，將省級層面督查、下沉督查以及受理的舉報線索進行綜合，寫成督查報告。報告上的每一個問題線索，都有問詢筆錄等數十份材料支撐。
據時代周報記者了解，目前，第二督查組在浙江已進入下沉地市督查階段，組長吳新雄近日帶隊前往嘉興、金華、衢州、紹興等地，實地開展督查調研，抽查調閱河流水質、大氣質量、工業污水和危廢物處理等數據。
突出壓力傳導是本輪中央環保督查的首要重點。浙江省環保廳披露的數據顯示，截至8月27日下午4時，中央第二環保督查組移交浙江地方辦理的16批共2700件信訪件。各地上報辦結1406件。責令整改2566家，立案處罰1218家，擬罰款7566.095萬元，立案偵查80件，行政拘留40人，刑事拘留42人。目前已約談339人、3個單位；問責156人、15個單位。其中，科級干部41人，科級以下干部115人。“中央環保督查組來了后，從普通百姓到地方負責人都意識到環保工作重要性了，這個意義或許不能用經濟尺度來衡量。”何國梁說道。
中央環保督查促成壓力逐級向下傳導，帶動地方環保督查。就浙江而言，目前該省有2700余人的環境執法隊伍，每年監管著40多萬家工業企業，承擔近10萬件的信訪調處等工作。就地市一級而言，如浙江衢州市，由市紀委監委牽頭，專門制定督辦監察工作方案，成立了市縣兩級督辦監察工作組。
重在查找地方病根
中央督查組的投訴電話，被人們視為向更高決策層表達訴求的途徑。督查組進駐后，杭州天子嶺垃圾場的惡臭問題被不少居民電話投訴，這一信訪件遂被督查組列為重點件，移交杭州市辦理。
天子嶺垃圾填埋場(杭州市第二垃圾填埋場)位于杭州市臨半路138-1號，屬于國家Ⅰ級衛生填埋場，是杭州市生活垃圾末端處置的重要保障設施。
進駐浙江后，督查組總協調人楊永康多次前往杭州天子嶺垃圾填埋場，進行實地核實調查。調查發現，受近年杭州市垃圾高增長量影響，天子嶺垃圾填埋量相應大幅增加，遠超填埋場設計的日處理量。天子嶺垃圾場采用衛生填埋工藝處置生活垃圾，垃圾場臭氣主要來源于生活垃圾填埋作業過程中散溢廢氣以及生活垃圾填埋后，垃圾在生化降解過程中產生的填埋氣體。
據《中國環境報》披露，杭州市環保局分別于8月14日16時、8月15日7時兩次對天子嶺填埋場開展監察，并對廢氣排放情況現場監測。監測結果表明：8月15日7時監測4個點位有1個超標。對此，杭州市環保局已對該場廠界廢氣超標排放行為立案查處。
“天子嶺的臭氣問題，過去我們投訴過，由于種種因素，不太推得動，而督查組一來，各方重視，問題很快開始解決。”杭州市拱墅區半山東路一位小區業主告訴時代周報記者，該人士曾參與天子嶺垃圾場的投訴。
過往的環保督查中，中央督查組的反饋意見中，事無巨細，均會一一列出，并完全公開。比如第三批的7省份中央環保督查，中央督查組總結的共性問題有：一是重發展、輕保護情況依然多見；二是環保不作為、亂作為問題比較突出；三是部分流域環境污染情況較為嚴重；四是自然保護區違法違規建設問題突出；五是一些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后；六是群眾身邊的環境問題解決不夠有力。
從以往經驗看，環保監管在和地方經濟發展的博弈中通常處于劣勢，一些地方為了經濟發展，往往會對于污染企業“網開一面”。值得一提的是，本輪環保督查力度大幅增加，并對多個行業供給端產生影響，使得部分高污染行業的減產、停產事件頻發。
在浙江的經濟版圖中，紹興的印染、海寧的皮革、富陽的造紙等產業頗為發達，在全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上述地方均曝出過污染問題。目前，上述傳統產業均面臨轉型現實，如富陽已明確提出，到2021年前，對該區轄內的造紙、化工等相關企業全部騰退，引入先進制造業、金融、醫療等新產業。
以造紙產業為例，據時代周報記者了解，自8月中旬開始，浙江地區的一些造紙廠分三批陸續停機，每次停機時間長達7天。但一些地方在環保督查檢查執法過程中出現“一刀切”等問題，致使不少非污染企業也被迫關停。8月22日，環保部政策法規司司長別濤在環保部新聞發布會上明確表示，“環保部反對地方平時不作為，到督查時濫作為。”
對于上述“平時不作為，督查時濫作為”的問題，浙江省日前公布《關于全面建立生態環境狀況報告制度的意見》，決定到2020年，實現省市縣鄉四級生態環境狀況報告制度的全覆蓋。該制度擬通過厘出責任清單，遵循“管行業就得管環保，管環保就得有責任”的理念，推進形成政府自覺履行生態環境保護責任，主動接受人大監督的長效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