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召開的“2015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保爾森基金會可持續性年會”，以“可持續的經濟轉型”為主題。
中國的可持續發展面臨很大挑戰，但同時可持續的未來也意味著新的商業投資與合作機會。為此，來自中美的四位CEO分享了他們在能源和可持續發展領域的實踐經驗和解決方案。
霍尼韋爾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高德威（David M. Cote)：
提高能效是重中之重
我主要談一下能源效率問題。
不考慮人們的行為問題，通過強制的政策方式，即使有像美國國會設定排放標準或像中國“國五”標準這樣的規定，但如果人們冬天受凍、夏天受熱，或者新買的車沒有上一輛更好、更快，人們是不會去節省能源的。
如何讓電廠、供暖廠等公共事業機構更關注生產效率，而不僅僅是自身利潤和銷售額，讓它們更有激情和動力來關注生產效率就需要更好的定價模式。
而有時候一些激勵措施的效果確實是相反的。
而有時候一些激勵措施的效果確實是相反的。
如何讓電力的價格進行更好的調整，從而讓各方共同地參與、有動力去合作。
中國政府在加強整個中國的可持續發展中角色非常重要：
首先，政府要制定標準，并實施標準。
第二，在行業的推動之下，我們才能看到更加切實的發展。
第三，政府可以在碳交易探索發展方面有所建樹。政府必須要設立非常正確的碳交易排放目標和標準。中國一定可以在碳交易方面發揮先鋒作用，并取得更大成就。
Centrus能源公司總裁兼CEO潘諾門(Daniel Poneman)：
碳交易定價要透明持續可監管
現在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有三個重要的阻礙需要破除，政策制定者必須找到相應的解決方法。
第一，要以一種可持續、透明、可監管的方式對碳交易進行定價。只有通過合理的交易和定價模式，才能促進投資市場有序健康地發展，同時更好地使用我們現有的資源。這對中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
第二，一定要降低融資的成本。不管是核能、可再生能源，還是任何替代能源，我們一定要把它的成本降下來。要支持私營市場的發展，已經在貸款支持下獲得發展的風能、太陽能以及部分可再生能源，應該為其他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樹立良好榜樣。
第三，清潔能源投資需要有非常明確的節能目標，而不是夸大事實，可以設立一些示范性的項目，并且要考慮投資回報。
中國光伏行業協會理事長、天合光能公司董事長兼CEO 高紀凡：
中國光伏產業已開始復蘇
2012年，歐債危機和歐美國家對中國光伏產業的“雙反”（反補貼、反傾銷），對中國光伏產業造成了很大的挑戰。經過三年的行業洗牌后，太陽能行業已經走向了一個復蘇的軌道，同時企業已經開始分化。好的企業由于科技的進步，它的規模和利潤都持續增長，但有些企業出現了破產重組。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企業通過技術創新和全球化，在太陽能產業中的地位反而有所提升。過去十年時間，太陽能的發電成本降到了原來的1/8，主要由于技術創新和規模化。外部環境中，各個政府的支持也非常重要。
2011年光伏行業低谷時，中國政府毫不猶豫地把發展太陽能作為國家的一個戰略。2011年出臺了支持太陽能發展的五條政策。中國不僅是太陽能生產的第一大國，也是應用的第一大國。現在美國變成太陽能裝機成本最高的國家，實際上很多太陽能企業都在抱怨。所以中美企業政府應該一起努力，盡可能消除中美貿易摩擦，讓太陽能行業能夠自由發展。
展望未來十年，我們有信心太陽能成本能在現在的基礎上繼續再降，降低到50%以下。屆時太陽能的發電成本將會和火電持平，在全球范圍內，2025年是太陽能成為平價電力的一個時代的開啟。
遠大科技集團董事長兼總裁張躍：
將建筑交通能耗指標化
目前全球最大的能耗用于建筑和交通，這兩項的能源占比幾乎在所有的國家都超過50%，在歐美國家接近70%。如果人類有意識把能耗最大的建筑和交 通這兩項簡單化、指標化，我認為會馬上有轉變。沒有指標就不容易轉變、不容易帶來推動。
比如在北京，如果限定每個人的交通時間為30分鐘，那么北京所有的城市規劃、道路規劃、樓房的高度，以及辦公、居住、學校等功能建筑量化，就會有變化。
據說目前北京的通勤時間接近3個小時，也就是100多分鐘。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如果能將通勤時間控制在30分鐘，交通擁堵問題、霧霾問題、人們的情緒問題、二氧化碳的排放問題，都可能會解決。比如，在居住密度高的區域增加一些空間。
建筑的能耗非常大，歐美國家接近50%，中國接近40%，隨著水平的提高、收入的提高，中國的能耗還可能會增高。歐美的建筑能耗標準為100千瓦時。新建筑必須符合，老建筑需要改造。中國現在沒有這個指標，節能50%、65%都是空對空的，如果我們控制在120個千瓦時，就會很不同。根據調研，中國普通公共建筑能耗約為800千瓦時，民用建筑約為400千瓦時，折合成煤炭是7~8公斤/平方米，折合成油是5公斤/平方米/年能耗，建筑能耗主要是取暖和空調的能耗。
我們觀念上要有一個變化，不要搞表面上的好看，要真正地讓人的生活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