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面臨‘非常之局’，如何以非常之策破解?”日前，在“《財經》年會2016：預測與戰略”上，作為新供給學派代表人物，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說，一定要在供給端有一個成體系化的、問題導向之下的、高水平的對策設計。
對于新常態，賈康說，“新意明朗，但‘常’未實現”。“常”是合乎邏輯，中國經濟從高速轉向中高速后，要完成探底和企穩，對接一個盡可能時間長久的發展升級版。要“常”在這種狀態上。
賈康表示，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后，經濟增速也就進入中高速。對于現在經濟困難，要謹防因為矛盾累積和隱患疊加所帶來的一滑再滑。如果簡單的讓經濟繼續下行，而沒有新的動力源對沖下行因素，這就要考慮是否會將中國拖到中等收入陷阱，以及由經濟帶來的社會化和政治化的問題。
在嚴峻的考驗面前，需要看到中國實實在在的發展潛力、韌性和回旋余地，但是這其中所蘊含的所有的潛力和可能的活力，一定要有新的制度供給的龍頭激發出來，才能變成現實。
作為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首屆會員，賈康被外界稱為“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他表示，一方面需要適當擴張需求，同時要特別注意處理好理性供給的問題。
針對當前中國經濟下行中間最主要的矛盾已經是通貨緊縮壓力，必須要有適當寬松的總量政策的同時，他認為，要掌握好區別對待的有效供給，做足優化結 構方面的文章，以此來增強中國在國際競爭環境中的綜合競爭力和發展的后勁，真正引到新常態上。
對于上述“非常之局”，賈康說，中國的資源環境、能耗、環境壓力和經濟發展的粗放特征，以及在中國的資源稟賦條件下所決定的基礎能源以煤為主的格局，種種因素合在一起，矛盾累積，隱患疊加，形成對綠色發展的挑戰。
對于此前中等收入陷阱的爭議，賈康回應到，這絕對不是什么所謂的“偽問題”，不是所謂敵對勢力給中國搞的什么“概念陷阱”，它是一種客觀的統計現象，中國在漸進改革路徑依賴之下，已經看到了各種各樣矛盾的累積。
他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歷史性考驗階段到來了。為了避免重蹈覆轍，必須要作出優化供給環境、優化供給措施的重大科學決策，來爭取順利擺脫陷阱的潛在威脅。
此外，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需要應對如何彌合二元經濟、走向共同富裕的嚴峻挑戰。賈康說，實際生活中，城鄉區域差距、居民收入差距、財產差距都已經面臨著非常嚴峻的挑戰，是否能夠將其保持在各個方面可以承受的范圍之內，相關的供給環境、機制優化是無法避免的。
在新供給學派看來，必須在已有的供給方面考慮到不同的要素塑造新的動力，形成可支撐升級版的混合動力。供給方面有五項：勞動力、土地代表的自然資源、資本、創新力量、制度體制安排。前面三項在經濟體中等收入階段之前，作用是非常明顯的，過了中等收入階段以后，更多需要強調的是后面兩項，科技創新和制度的創新。
賈康說，中國現在一定要抓住不放的是制度的供給。
新供給主義學派希冀新一屆政府的宏觀政策從需求式管理適當轉向供給側調控，“解除供給抑制”是這一學派開出的藥方，具體政策包括減稅、打破壟斷、減少管制、產權多元化、市場自由化、公平分配、加快城鎮化等。
針對這五大要素，賈康說，比如人口政策和人力資本培育發展戰略方面，必須應對現實的問題，現在看到五中全會放開兩孩，后面還會有動態的優化整個人口政策和人口發展戰略。另外，要把這五大要素里面可能的有效供給提升上來，還必須在改革方面有一系列的考慮。
他舉例說，現在已經在努力實施簡政放權，減少審批，逐步實行改革措施，它的績效要真正體現出來，必須結合體制框架，比如大部制、扁平化。整個政府行使公共權力的基本構架是否能夠如愿改造，大部制討論多年沒有什么進展，扁平化在邏輯上早就已經探討也沒有什么進展。
賈康說，這些問題一定要考慮，只有這些結合在一起，才能真正轉變政府職能，降低運行成本，減少信息不對稱，通過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激發中國經濟的潛力和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