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及國家能源局等三部委近日同時發文，對前六批的可再生能源補貼進行梳理及清算。新規出臺一方面將令國內光伏企業尤其是運營商的現金壓力緩解;另一方面，清理補助這一舉動也無疑是對今后全面取消補貼的“投石問路”。
運營商壓力得以緩解
截至2016年底，我國光伏發電新增裝機容量3454萬千瓦，累計裝機容量7742萬千瓦，新增和累計裝機容量均為全球第一。“而這一成績的取得，也與國家、地方補貼的推進有著密切的關聯，”熟悉能源投資的國內電力專家周穎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不過，國內的新能源補助資金并沒有按照電站建設的節奏來進行，而是出現了一定的滯后。”
舉例而言，一個電站在2016年1月建成，其拿到國補的時間往往是1年半甚至2年之后，因此2年之內它的資金壓力并不小，電站建設期的銀行貸款有的就依靠前期電站獲得的國補、地方補助及其他資金解決，有的干脆只能求銀行延期還款。因此建設新能源電站不僅存在一定的技術門檻，也有相應的資金門檻。
而這次三部委發出的《關于開展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補助資金清算工作的通知》直指補貼痛點，提請國家電網、南方電網及下屬各省級電網企業進行梳理與清算，并要求上傳電費結算單和電量結算單，從而一次性摸清過去的補貼情況。
國聯證券測算顯示，此前國家共公布了6批次可再生能源補貼目錄,對于2012至2015年間并網的包括106.9GW風電、25.9GW光伏、9.3GW生物質發電項目進行補貼。再加上第七批的可再生能源補貼工作已啟動，有利于緩解下游運營商的資金壓力，中上游廠商也將間接受益。
相關部門對于補貼的重視，仍是不夠的。
此前有媒體報道稱，截至2016年年底，國內新能源電站的補貼缺口約550億元。而一位電力投融資資深人士也表示，截至2017年年終，缺口將可能繼續擴大。而2015年3月以后并網的每年補貼需求量是450億元，如果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不從0.019元每千瓦時(補貼來源)上調的話，則無法完全填補未來的電站所需資金缺口。
今后每年仍有數百億補貼需要發放，該如何實現?除了可再生能源附加征收措施之外，是否還有其他來源?周穎對此表示，補貼之外還有綠色證書交易、配額制度等兩種方式。
她解釋，所謂“綠色證書交易”，指的是一些需要購買綠色電力的企業向擁有電站的運營商買指標，從而滿足相關節能環保要求，該交易在國外已有不少先例。
多部委力推的可再生能源綠色電力證書交易(下稱“綠證”)有幾大重點：價格上看，交易價不應高于可再生能源補貼價值;時間點上，政府希望的節奏是2017年自愿、2018年強制交易。
然而，需要證書的買家和賣家在處于“自愿交易”的模式下，成交量和成交額都不會太高，除非一些類似谷歌、蘋果、微軟等大型買方會積極參與，其他國內公司的參與量就屈指可數了。而“強制交易”如能推行，可能會對填上補貼缺口帶來很大影響。
而另一種幫助緩解補貼缺口的則是配額制。所謂“配額制”，即一個國家或地區，用法律的形式對可再生能源發電的市場份額做出強制性規定。2016年3月3日，國家能源局以紅頭文件的形式在官網掛出了一份《國家能源局關于建立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目標引導制度的指導意見》。文件提及，各發電企業的非水電可再生能源發電量應達到全部發電量的9%以上。文件也提出，對31個省(自治區及直轄市中)的最高占比13%的有八個地區(如內蒙古、遼寧、吉林及黑龍江等)，占比較低的地區為廣西、貴州、四川和重慶等地(為5%)，大部分地區位于7%~10%之間。換言之，這些地區不僅需要安裝可再生能源電站，同時還要讓這些可再生能源能盡量發出，確保完成全國2020年的可再生能源發電占比9%以上的目標。
除了綠證和配額制之外，是否還有其他解決補貼缺口的手段?那就要依靠補貼的逐步“退坡”直至取消。目前，在中東的阿布扎比、南美的智利等地都已出現較低電價，有的甚至達成了0.2美分/千瓦時，這些地區本身的先天優勢具備，當地土地便宜甚至免費、光照條件充足等因素促使低電價得以產生，但如果國內光伏技術繼續提升(發電量上揚、成本下跌等)，光伏電價與火電持平也將逐步到來。因此，進入國補名單的運營商雖也在等待1~2年之后的補貼回歸，但未來更要做好上網電價很快走低的心理準備。而對于產品制造商而言，更高效、更優質的硅片和電池也才是最終方向，也只有執念“all in”，平價上網也才不再是一句口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