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對于環保法庭的出現，可謂正逢其時。這么多年的飛速發展，已讓這座城市隱隱作痛，呼嘯而起的經濟奇跡總與日益惡化的環境污染相生相伴，也讓東莞為了經濟發展付出了沉重的環境代價。即便當前，全市仍有2萬多家工業企業需要環保部門進行監管，這讓人手有限的環保部門顯得捉襟見肘。除了對重點涉污企業進行每月一次的嚴查，其他工業企業更多依靠抽查和企業自覺等，這也導致偷排等污染環境的事件時有發生。如何勒緊企業不惜污染環境的利益沖動，司法這根準繩尤為重要。

　　據統計，2009年至2011年三年間，東莞處罰環境違法案件數和罰款金額均逐年遞增，年均增長率分別達到18.5%和17%。2011年，全市共處罰環保案件822宗，罰款金額2864萬元。不僅環境違法案件逐年增多，而且其判決難、執行難的問題也越來越突出。無論行政處罰或是經濟手段，仍然無法避免環境侵權行為“先污染、后治理”的現象。

　　“有這樣一些企業，他們愿意交納上千萬元的罰款，卻不愿承擔排污系統的開支；他們賺取高額的利潤，但也透支著我們環境的健康和安全。”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張玲就曾如此感慨。在她看來，依靠行政處罰手段和經濟手段治污，已經難有成效。

　　有意思的是，今年3月，東莞松木山水庫曾出現大面積死魚現象，水廠第一時間給出的解釋是“跟回南天有關”。此后，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梁國英痛斥“天氣說”是在“放狗屁”，并直言自己經常去明查暗訪，發現不少的污染源都在偷排污水。梁國英的沖冠一怒，自然有其十足的底氣和證據，也贏得了很多民眾的一片叫好。一句“放狗屁”的背后，凸顯了行政治污的尷尬與憤懣。

　　當時就有評論指出，對于“放狗屁”官員不能一罵了之，而要讓其擔責，付出應有代價。然而對于“放狗屁”的管理的確處于真空地帶，相關部門既無專門規定，《公務員法》中也找不到處罰的依據。若要剎住“放狗屁”之風，亟須在法律法規上“破題”，做出明確規定。

　　可以說，只有讓監管失職者承擔起相應責任，讓污染企業付出慘重代價，污染事件才能遏制，“先污染、后治理”的現象才能減少，而這正是環保法庭日后的作用所在。實踐證明，已設立環保法庭的地區，對企業各種污染環境的行為起到了極大的震懾作用，違法行為明顯減少。而將環境保護的監管環節納入司法的新機制中，也將讓監管部門更加通透與具有擔當。畢竟，隨著公眾環境意識與維權意識的提高，部分官員若想隨便“放狗屁”，司法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就可以隨時落下。

　　也就是說，若環保法庭在東莞最終設立，那以后就無須再有“放狗屁”的怒罵了。只要這座城市敬畏法律的尊嚴，堅持法不容情的理性治污，那么盡管以前丟過面子，依然可以在未來的大把日子里，找回屬于這座城市的尊嚴。（朱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