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日，北京迎來空氣污染紅色預警啟動后機動車單雙號限行的首個早高峰，機動車流量下降明顯。絕大多數司機遵守單雙號限行規定，避免因交通擁堵導致機動車排放量增加，加劇污染。

在北京市首次啟動空氣重污染紅色預警的前一天，在一家律所工作的于躍就主動“罷駕”，開始搭乘地鐵上下班。

北京林業大學學生趙立更為“自覺”：10公里范圍內的行程，他堅決騎車，既不坐地鐵，也不打車。

節約用水、廢物利用、綠色出行……這些“環保控”的標配在趙立身上都能找到。他出生在水資源并不豐富的甘肅省蘭州市，小時候就被媽媽教育要節約用水：洗菜的水拿去澆花，洗衣服的水可以用來擦地。

事實上，中國社會當前對減少碳排放的決心，比那些批評中國碳排放總量高的國家所“揣測”的要大得多。從“讓你減”的國家行為內化為“我要減”的個人行動，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

在浙江杭州下城區文暉街道打鐵關社區，有這樣一只“大熊貓”，只要輕壓鼻尖，“大熊貓”的頭部便會立即打開，露出一只托盤，供人們投放舊衣物。

“大熊貓”回收箱自去年4月推出至今，已在杭州全市范圍放置了1400多只，覆蓋主城區90%以上的小區，收集舊衣服200多噸。

環保組織“綠色浙江”副秘書長李薇說，八成新以上的御寒物品，將捐助給貧困或受災地區，其他的廢舊衣物則由委托企業進行加工、改造，制成沙發、汽車座椅的填充料以及手套、地毯等生活用品。

對于非政府組織來說，促進民眾形成“減排自覺”更多是政策倡導、行為引導和推動環保產業鏈的形成。比如，針對居民行為，“綠色浙江”就發出了拼車、公共交通出行等倡議。

“鼓勵公眾應對氣候變化的自覺行動”，寫入了中國向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提交的應對氣候變化國家自主貢獻文件——《強化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中國國家自主貢獻》。

觀察人士指出，13億人的“減排自覺”不僅是中國對抗環境污染、氣候變化的強大內生動力，也將為全世界減排事業作出積極貢獻。

中國在“國家自主貢獻”文件中提出，203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達到峰值并爭取盡早達峰等目標。

近年，中國很多地區不斷出現的嚴重霧霾為社會經濟發展方式敲響了警鐘，在一段時期內，中國依然需要協調好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關系。如今，中國把2030年左右設為碳排放達峰時間，這一承諾使得全球限制碳排放獲得一項關鍵支持。

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節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國。2014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別比2005年下降29.9%和33.8%。

中國社科院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研究室主任陳迎說，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并不是“要我做”，而是“我要做”。民眾日益提高的自覺減排意識，更為承諾實現注入強大動力。

從各國達峰時的人均排放來看，美國、德國和英國的人均水平分別為19.5噸、14.1噸和11.3噸，而據測算中國達峰時人均排放不會超過10噸。

盡管人均排放量不高，但工業化、處于國際產業分工鏈條中低端以及部分發達國家的“轉移排放”等多重因素，讓當前中國無可避免地處于高碳排放階段。無論是本土排放，還是轉移排放，高碳排放帶來的危害，首先威脅的就是中國民眾。

于躍說，他的“減排自覺”，來自北京日趨嚴重的空氣污染。面對霧霾，就要有所改變，有所行動。如果人人都只是指望政府，卻不從自身做起，那么霧霾的問題難以真正解決。

趙立說，自己成為“環保控”的原因就是愛國，“因為愛，所以才會付出努力，讓她成為一個沒有霧霾、環境優異的地方”。

2013年開始，中國在7個省市啟動了碳排放交易試點，并計劃于2017年啟動全國碳排放交易體系。分析人士認為，全國碳排放交易市場的建立，將推動中國從更多依賴強制手段和行政命令推進減排向發揮市場機制作用、企業自覺減排轉變。

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中國還將推行用能權、排污權、和水權交易制度，建立綠色金融體系、統一的綠色產品體系和生態文明目標體系。

面向未來，中國將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十三五”規劃重要內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通過科技創新和體制機制創新，實施優化產業結構、構建低碳能源體系等政策措施，形成人和自然和諧發展現代化建設新格局。

陳迎認為，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市場體系的建立完善，優化產業結構、建立全國碳排放交易市場等政策措施的實施，無疑將推動中國民眾、企業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節能減排。(參與采寫記者：劉歡 李云路 沈洋 牟旭 商意盈)